2015年10月9日消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今晨6点20分于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杜润生先生系中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在此前的2013年9月20日，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由搜狐财经深度合作的“江湖”沙龙活动中，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说，八十年代所谓思想界中心的“九号院”，其灵魂是杜润生，其色彩就是像周其仁这样一帮思想有色彩的年轻人。
以下为此前活动部分实录：
翁永曦：周其仁是我很多年前的老朋友了，他刚才讲的那一段经历，我跟他差不多，我在农村待了八年头，他有七年头，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周其仁给我印象很深的九十年代初期，大概91年还是92年到美国去我在纽约，他在上大学，我就想跟他联系一下，想跟他聊一聊，打了一个电话到他家里。我记得那时候晚上时间11：50左右，他老婆接的电话，他说：“老翁啊，其仁在图书馆看书还没有回来”，这就是周其仁。
像这样的人，八十年代初期这些年轻概二十七八岁，不到三十岁左右。有了农村这些经历，他会发现我们以往所受到的那种万花筒里所看到的世界，和真实去体验的世界是有巨大的差别。而且处在社会最底层，它会有一种强烈的面对不、不公平、不合理，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去改变的这种愿望和动力。
正是这些促使我们在上了学以后，或者有机会比如像周其仁讲的，他见了杜润生，打开更开阔的视野的时候，就去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应该说我和周其仁都算杜润生的，杜老特别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回想起杜润生五级干部，跟级别一样，是你第一次见到的最大的干部，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最大的干部，我见到杜润生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农民报当记者，刚去了不到一个月，我们社长叫苗配时（音），今天在办公室谁闲着，去去，把明天的清样送到农委，交给杜主任，请他审查一下，明天早晨要见报。小翁你干吗呢？我说现在没事，去，我骑自行车送到国家农委去。老头没见过我，你哪的？我说我们社长让我给你送来了，明天见报，请您审查。老头说我没见过你，我说是啊，我刚到，刚到农民报不到一个月。杜主任说，原来干嘛了，我原来插队的，多长时间啊？前后十个年头有八年整，那时间不短啊，有什么体会啊？我就觉得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我觉得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他说这算一条，有第二条没有？我说有，我说从小受到的教育就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到了农村我才明白，无论自然界还是经济界从来都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老头说你把搁那儿吧，我回头看完了，派人送过去。什么话没有了。
一个礼拜我接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调到国家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的调令，这就是杜润生，不光他，习、王岐山都是杜老的门生，像习什么，我们到底下当县委，到县里工作，都需要天天面对农村的问题，希望得到杜老的支持。都需要到国家农委汇报工作，请杜老指点，九号院真是一个传奇，杜老手下大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样的老头遇到周其仁这样一个活宝。人的脑袋上三个部分最主要，他观察问题很敏锐，听的东西东打听，西打听，好奇啊，然后他很认真去思考。另外周其仁有一个我们都不如他的，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强，逻辑性极强，他都用上了。所以在这个组里，自己回忆杜润生那篇文章里面，他自己写过，中央出中央一号文件连续除了五年，最后校对清样到印刷厂校对，派他去的，他还不是一个员。他想我来校对，最后机要文件，，我还不是一个呢，所以杜老放手使用年轻人，是想不到的。
我就跑到一个事情，我到国家农业委员会报到，大概不长时间，有一天杜老说小翁你过来，我到办公室，上午我在姚一玲同志那儿开了一个会，中央决定今后十年对农村建设农业投资一千五百亿，八十年代初啊，我工资一个月才五十块钱，对农业投资要一千五百亿今后使用，不得了的事情。你去考虑考虑，拿个方案出来，各位，你们都年轻人啊，估计岁数比我小很多。中央的头说了话，交给了国家农委会副主任杜主任，找了一个白丁，狗屁不是，你考虑考虑拿个方案去。我估计像这样的老头，这样的好干部，里真不多，这是大实话。没有他，就没有八十年代初期这一帮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南方一个记者给我打了电话，说九号院，我采访，但是我告诉你九号院灵魂就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一帮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九号院的连续出了五年，一年一个一号文件，差不多吧，这个插曲。该回到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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